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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宋史全文》卷三二《宋理宗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96页。
这一点与中国经学确实非常类似。《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
要之为官守之政教典章。同样,六经皆文,但文应附质。其《易教》开篇即云:六经皆史也。两处所说,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正是其文质彬彬主张在《春秋》写作上的落实。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59页
【20】刑法之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迁善之心,上引诸例将这个意思说得非常明白了。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载《孔子研究》2024年第2期 进入 唐文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孔子 《孝经》 。甚至把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都归咎到儒家提倡爱有差等,认为儒家认可了不平等。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现代社会 。促使我从儒学与社会的问题意识展开研究的缘由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我开始研究儒学时,刚好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翻译进来,他有一个说法:儒学只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影响,但已经失去了影响现代中国的可能。我觉得如何处理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人在社会组织、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儒家的制度理念中,对平等和差异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体现。
宗法、家族与孝道是儒学很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在现代社会原子主义、个人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您怎么看这个矛盾?干春松: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加强普法教育,但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法律的条文脱离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法律效率的折损。
这样的一个方向跟儒学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是,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他们类似于现代版的乡绅。但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移植过来的,是一个完全以个体权力为基础的法规体系。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讨论君子人格,强调浩然之气,反而不去讨论儒家的底线伦理。但终究,我还是期待建构一个新儒学的理论体系,迎接来自社会和理论各层对儒学的挑战,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总结。
但儒家同时又认为人为父母所生,那你一出生,就处于一个社会结构里的不同,儒家认为你要接受这种不同。方方面面,诸如身、家、国、天下都管。诸子之争的核心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诸子百家其实都关心这些。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维持着一个庞大的乡绅社会,因此科举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失去这个平衡,儒家价值观的生存土壤逐渐流失,现在谈儒家的知识阶层,好像主要就只有你们高校教师了,儒家要在社会发挥作用,就很困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干春松:以往中国社会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方,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互动很密切,读书做官、告老还乡。
我认为没有一个理论建构可以一揽子解决儒学所面对的困境。对于这些问题,我有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以免牺牲当下的功能来为未来埋单。
在老家已经有这样的例子,知识阶层从城市回到乡村,利用农村的风景和自然条件,建立相关的研学培训基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春秋战国这样的混乱时代,要符合仁义原则,事情往往就做不成。
对平等的理念我们该如何处理,比方说组织结构里的上下级关系,或者说家庭结构里的父子关系。如果按照突出其批判性特征来定义知识分子,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的批判者。在独生子女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将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这些问题很现实。在乡村社会里,人们依然是依靠家庭养老,多子多福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近代以来,人们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即儒家是皇权的帮凶。我们一直处于民族国家秩序中比较边缘、比较弱的地位,当然会质疑这样的秩序。
另一方面,儒生要发挥作用,又很难摆脱秦汉之后的政治格局,成为权力结构中的辅佐者,只能跟皇权结合。但也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宋代儒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空间。
潘光旦也有《儒家的社会思想》等讨论儒家与中国人的伦常和人际秩序的作品。像阎云翔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社会日益趋向个体化。
天下观念恰好是要批评民族国家体系把国家实力的不平等合理化。儒学之所以在诸子百家里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就是它的思想所涉及的面比其他各家要多一些。
以前梁漱溟搞乡村建设事实上没有成功,现在如果以产业带动,或者以智力加入,可能是乡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也是其他思想传统的共同特点,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里有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是对这个问题刺激的回应,这促使我去考虑,儒家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建构、社会建构、法制建构会不会产生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我的研究倾向与当时很多儒学研究者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关注这些可能对儒学造成致命冲击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家和孝作为儒家的基本特征的时候,这些特征所需要的土壤在未来是否存在,儒学将如何面对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如此,儒家的命运就决定了,它的困境就在这里。只是更多地表达一种无奈或失落的情绪,比如您讲儒家和道家,最后说我们就看看《论语》《庄子》吧,很无奈。
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里已经在开始区分权利平等和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该怎么理解的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侧重对儒学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独特认识,拓展儒家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你不能把儒生看成是投靠权力的政治投机分子,政治投机分子是纵横家。在城市已经日渐个体化,而乡村还在家庭化运行的当下,中国还需要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还需要提倡孝道和亲情。
儒家有天下观,很多建构是建立在天下意识之下展开的。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教育主要是职业培养,农村中有知识、有能力的人都跑到城市,甚至学校也在向城市集中,进一步抽空了农村的有机体。所以,新儒家在讨论传统儒学的时候,比较强调儒学以德抗位的一面。这体现在我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比如《公天下与家天下:儒家的社会理想》以及《理想的国度: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国家观念》。
这种困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分子都有所体现,我们现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时候,一般会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任何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合作都会被视为是抛弃原则的一种妥协。可以把这些尝试看作是新乡贤运动。
我反复引用杨度的那句话,即认为民族国家体系是对内文明,对外野蛮。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得到空前的推进,某种程度上说,造成了对传统儒家基本观念的巨大挑战。
就是儒家或所有的法律法则,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社会处于血缘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个体化社会。这一点也是有许多历史事实可以作为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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